据考证，北京“胡同”一词，系由蒙语“水井”转译而来（张清常《胡同及其他》），胡同与井自有不解之缘。有井即有胡同，不少胡同以井为名，至今北京尚有金井胡同、沙井胡同、龙头井街等。
金井胡同在西城，以金井而名之。胡同南北走向，南起达智桥，北至上斜街。如今，金井就在该胡同一号门外。井为何时所凿，已无可考，但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在此居住，有案可稽。沈家本见井口阔而深，怕居民取水不慎落入井中，故出资在井四周加了铜质护栏，新装的铜护栏金光闪闪，居民称之“金井”。现沈家本故居，成为博物馆，金井重新做了护栏，并树有中英文简介，供人参观。
沙井胡同，在东城区南锣鼓巷西侧，沙井在何处，已无人知晓。龙头井街，距恭王府不远，年代久远，龙头井只留下响亮威赫的名号，本尊早已下落不明。
《宸垣识略》说，“京城井水多碱，苦不可饮”，《京师坊巷录》亦记，京师水井数量颇多，大都苦咸涩，让有喝早茶习惯的京师人，想有一眼甜井，如久旱之盼云霓。《宸垣识略》载：“明弘治（孝宗朱橖）年间，正月朔（初一）日晨，有术士（巫师）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来，向井咒诅下之，此井变为甜井。”对此荒诞之说，康熙时翰林院庶吉士查慎行并不相信，在其杂咏诗中嘲讽道：“疑将苦水成甜水，唤作苏州是蓟州！”
民国张次溪《燕京访古录》载，积水潭西有一眼大铜井，其铜井沿八寸厚，外方内圆，周八尺八寸，内周三尺八寸，井上镌有“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牙科穆尔自用”，及“铁平章大铜井”诸字。此乃元朝皇帝赐心爱大臣专用之井，可惜装潢再好也是口苦井。巧得很，对面不远处有一眼小铜井，井水甘冽，但需花钱购水。
那时，北京城私人凿井水甜者，多经营卖水营生，掌柜置木独轮水车，上方木桶，伙计灌满后，推抵买者家，倒入水缸，取钱走人。
鉴于京城苦井多，宫廷则每天派车出西直门，到京西玉泉山取水，玉泉山的泉水被乾隆帝称之为“天下第一泉”，极为甘冽可口。其泉飞溅水花，经太阳照射，成燕京八景之“玉泉垂虹”。早在金代，金章宗尝试用玉泉之水煮茶，并留下行宫遗址。
当然，城内也有一些甜井。东长安街翰林院有一眼甜井，水质甘冽，称刘文安井。清施润章有《刘井诗》：“起草群臣曾洗砚，论文异代一凭栏。”意思是说饮了刘文安井的井水，又以之洗砚，故才思敏捷，文章写得神采飞扬。
辽代，西便门有座昊天寺，香火极盛，寺内有一眼甜井，水质甚佳，香客来进香，每以瓢饮之。后寺庙废，井也无存，只留下清代朱彝尊的诗，存下该井的热闹：“一事新来差胜归，昊天寺近井泉甘。”后又在此废墟发现明万历年间山阴朱敬循刻碑，记此井“泉特甘冽，不下天坛夹道水也。”所谓天坛夹道水，说的是天坛内有眼井，井水甘甜，闻名城南，京人多到此买水，清代翰林王士祯有竹枝词记此井：“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zhòu，井壁）好，清波一勺买千钱。”
另据记载，先农坛观音寺有一甜井，系明崇祯时王应魁所凿，其嗜茶自凿井，有施茶之雅，友人常到此聚会。
左安门外五里许，有一座满井，井水四季长涌不竭，且到井口满溢而流。井旁苍藤碧草，周围林木茂盛。每至夏季，凉泉清热解暑，沁人心脾，旅者多在此驻足小憩。满井为当时一名胜，明代林尧俞还写有《满井》一诗：“寒泉凝碧甃，一酌冷人心。素绠无妨短，银床半欲沉。”
北京之井，除了咸甜之外，尚有相关的故事。年8月，朱元璋率大军围住大都城池，顷刻即攻破都城，彼时元旧臣朱太仆，慌忙逃至报恩寺，俯身入井，被一僧人拉出，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专修国史的朱太仆听了此话，想到我死了，国史即绝，决定不死。此时，元翰林黄殷士，悲号奔至居贤坊，举身投井，被跟来的仆人张午抱住，张午说：“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殷士回答说：“齐太史兄弟皆死小官。”正在此时，传来破城之徐达将军令：“胜国之臣，俱输告身”（大意是前朝的臣子，都可免于惩戒）。
张午嘱咐家人，看护好主人，他去领赦免状。张午回时，黄殷士早已挣脱众人，沉井自尽。清代查慎行有感二公的不同行为，赋诗曰：“国史存亡赖老成，小臣只合死忠贞。泥多莫食报恩井，不及居贤井水清。”其诗褒贬分明。
北海有一井，也有故事，《宸垣识略》载，琼华岛西，山腰有楫山亭，“山麓有古井，深不可测。”《元氏十三世祖记》记载，至元二十二年（）秋，忽必烈在琼华岛西侧，造石砌温水“御汤池”，引山中那口深井之温水入池，供他与宫中嫔妃洗浴嬉戏。几百年后，乾隆十八年（），过乾隆到此游玩，“御汤池”风光不再，仅存残败两个石池子，便命人在石池中央，造一八角形石亭，名“烟云尽态亭”，并赋诗一首。
据《金鳌退食笔记》载，“御汤池”并非露天，而是九间密封之池，将山井之水，引入一仰头盘龙，以口吐水。其豪华不亚于秦始皇之“骊山汤”，不输于唐太宗之“御汤宫”（后易名为“华清池”）。
自光绪三十四年（）始有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井水便渐渐淡出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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