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足球（体育）的繁荣期的思想预备
在文章中我们讲到，中国足球在民国之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尤其在上海、天津等较早开放的港口城市，已经出现了职业产业化的雏形，并且我国也诞生了李惠堂、孙锦顺这样的足球明星。
当时间跨入30年代的时候，中国足球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蓄势待发，正在如朝阳一般慢慢地又稳健地旭日东升了。
民国足球巨星：李惠堂
首先是足球组织已经从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向四川、东北等内地地区扩展，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发芽。
其次，中国足球走向国际化，除了在远东运动会上连胜日本的中国国足外，很多香港的足球俱乐部及内地大学足球队都收到了来自国外的比赛邀请函，最关键的是全国性质足球比赛的举办——全国运动会足球比赛和全国足球分区赛。这两大赛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事实上，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黄金期，而是整个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原因就在于广大教育界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达成了体育救国的共识。
体育救国是民国教育界开明人士的共识
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各大学派都提出了不同的体育思想，比如儒家的体育思想就是伦理中心论，主张通过体育锻造尽善尽美的个人人格，维护宗法统治和等级分化；道家的体育思想是道法自然论，倡导气功练习、遵循自然规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为此创制了猴拳等象形武术；墨家讲究“尚力”，希望锻炼体力、脑力，并且以过苦行生活的方式培养重义轻利的武侠精神；而兵家则强调“体为兵用”，把体育锻炼作为练兵的手段，重视格斗、兵器技术。[1]
这些思想，基本都是把体育本身作为自己所主张的学说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把体育锻炼作为一种达成思想之社会目标的方案，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与创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人相比，中国没有单纯而专门的体育思想。
蹴鞠的诞生就跟“体为兵用”的兵家体育思想分不开
当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就不同了。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的浪潮当中，中国长久的封闭形式的小农经济被打破，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妖魔化、羸弱、瘦小、萎靡不振，西方人还给中国人送上了“东亚病夫”的标签。
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破这种西方的成见，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随着更为科学的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传入，中国的开明人士产生了利用体育锻造强健体魄以此强身强国的想法。
南洋公学的唐文治开办中国最早的足球课、北洋水师学堂的严复聘请中国最早的足球外教，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有丰厚足球传统
所以，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体育都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一心要强，决心与西方帝国主义者相斗争的精神。
那个时候的中国足球明星，皆为具有博大胸怀的爱国主义者。在日军侵华期间，李惠堂不想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踢球，不惜在黄金年龄隐退江湖，告别香港职业球场。
也正是在这种爱国热情的促进下，整个民国体育都在30年代达到了最繁荣的时候。
谭咏麟之父谭江柏是足球巨星，抗战期间选择退役参军、保家卫国
2.民国足球（体育）的社会化发展
这时，全国各地都风起云涌地兴起了一股举办体育赛事和足球比赛的风潮，足球的发展中心也逐渐从大学向社会转移。
尤其是在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之后，更是推动了一批社会球会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比如上海东华体育会，这支球队就是伴着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风，在年成立的.初名东华足球会，资金由社会名流组成的董事会提供，成员以乐华足球队员为主体，职员、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组成。上海市长吴铁城任名誉会长。
年，扩充为东华体育会，宋子文任名誉会长，吴铁城为委员长，史量才任副委员长。以足球运动为主，也开展篮球、网球等运动项目。足球队两度获史考托杯足球赛冠军。
至年，13次获各类全市性联赛冠军。-年，多次出访东南亚、朝鲜等国。年停止活动。[2]
年，原董事会负责人谭敬、吴中一、陆菊生倡议，恢复东华足球会。年元旦复会。组建老年、青年、儿童、女子足球队，举办足球守门员训练班。至年，举办5届东华杯足球邀请赛。[3]
作为民国权势代表的宋子文，曾是东华足球会的名誉会长
除了上海的东华足球会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足球组织还有由上海各大高校为主体组建的中华足球联合会，天津的北宁体育会、香港的南华体育会以及延边的间岛体育会和大连的大连足球联盟等等。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此时的足球发展迈入了高潮，但是，民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根本无法支撑足球在全国范围的商业化运转，甚至政府连支持奥运代表团前往柏林的路费都掏不出来，所以中国足球在此时虽然走向繁荣，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裹藏着巨大的危机。
最让人叹息的是乐华体育会的解散。这支球队在年就成立了，是李惠堂先生在内地的母队，也是上海足球比赛前两届的冠军。
这支球队支撑起了当时内地足球的门面，也是中国内地第一支在正式比赛中战胜欧洲人的球队。可惜，就在年，这支球队由于资金不足而解散了。
上海是当时中国内地足球文化最浓厚的地方
3.全国运动会足球赛
这个时候的全国性足球比赛主要有两项：全国运动会足球赛以及全国足球分区赛。
全国运动会的正式筹办其实是从第三届开始的，因为第一届比赛其实是美国传教士爱克斯纳通过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于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这项比赛才被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第二届比赛是年5月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在北京天坛发起的，实际负责人为大会秘书长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大会的一切文件仍然是英文的。[4]
此后十年时间都没有再举办过全国运动会。
前两届全国运动会都是由在华的传教士主办的
从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始，这项比赛才真正成为了中国人主办的比赛。
由熊希龄、张伯苓等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于年在位于中部地区的武昌举行，除了少数项目还是外国人担任裁判之外，其余项目都由中国裁判执法。本次比赛中，华东区队夺得足球赛冠军。
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为日后的全国运动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自第四届运动会开始就进行了大改革。
之前的三届全国运动会，各地区代表队都是按照地区划分的华东区队、华北区队等等，这样的划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且前三届比赛没有女子组，无法保证“全民参与”的宗旨，而且这种比赛是民间举办的，无政府机构背书，难以保证稳定举行。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是全国运动会的筹备委员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第三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于年的杭州举办了，这次的全国运动会根据第三届的不足进行了大的改革，首先是将地域划分方法由大区制改成了以省市为单位的省队制，奠定了日后我国全运会的制度基础。其次，增设了女子组比赛。
最后，本次比赛不再单纯由民间筹办，而是拥有了政府背书，负责比赛的是全国体育协会，戴季陶为会长，蒋中正为名誉会长。
本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有12队：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南京、安徽、浙江和江西。[5]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赛以足球文化最发达的上海队夺冠而告终，上海在决赛中以10：1的大比分击溃了南京队。
时任民国中央常务委员戴季陶为全国运动会筹办负责人
之后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足球冠军依然由上海队蝉联，一直到第六届运动会，上海才首次战败，在小组赛中1：3输给了广东队。以小组第二身份进军淘汰赛的上海队在之后一场未赢，先1：3输给马来西亚华侨队，又1：3再次输给广东，无缘前三名。
这届比赛的冠军是香港队，香港在本届比赛中无败绩。这一届全国运动会已经拥有了38支代表队、多名参赛选手。这是一场空前盛大的赛事。
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落幕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当中，全国运动会一下子停摆了13年，到年才恢复。
不过这一年举办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早已经没有了上一届的风采，赛事混乱、冲突不断，最后竟然在足球赛上评选出了三个并列冠军：陆军队、警察队和香港队。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就是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的绝唱了。
上海江湾体育场是第六、七届全国运动会的举办场所
随着全国运动会的举办，民国足球已经达到了它能够达到的最高顶峰，在此之后就陷入了彻底的衰落当中，这段衰落的故事，是搅拌着英雄的史诗和抗日救国的民族悲歌的。
而作为两大全国性赛事的另一场比赛，即全国足球分区赛，则是这种衰败的一种显现形式罢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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