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清代以前的北京古地图，这期，我们挑选了四幅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北京古地图，带领各位读者继续认识历史上的北京城。
《精绘北京图》
该图绘制于乾隆年间，原图现藏大英博物馆。之所以称精绘，是因为它连胡同口的栅栏都画了出来。
从地图中可以看到，在胡同两端的入口处设有栅栏，死胡同设一个栅栏，有的栅栏旁还设置了类似于今天警务工作站的堆拨房，用于巡逻人员的休息。北京胡同口的栅栏最早出现于明代，初为街坊内居民防盗贼而自发设立，后改由朝廷统一设置。栅栏顶钉木板，书写街道名称，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胡同牌。清代沿用此法，《大清汇典》明确规定，如栅栏损坏，需书面呈报，经实地勘察，由官府出面监理修复，如故意损坏，损坏者交刑部治罪。新修栅栏三年内倾坏，由原办此事官员赔偿重修。内外城栅栏每晚戌时关闭（19:00-21:00），官民一律禁止行走，违者予以相应处罚，除朝廷差遣、民间的婚丧嫁娶、求医治病、妇女生产等大事急事，问明原因后方可出行。
有学者统计，清初北京平均1.7条胡同有一对栅栏，到了乾隆朝，随着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栅栏数量减少，平均3.3条胡同有一对栅栏。
最著名的栅栏当数前门外的商业大街“大栅栏”。这条胡同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称为廊房四条，与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并列。以往认为此地富商较多，为保护财产，集资在胡同口处安置了一座高大漂亮的栅栏，久而久之，人们就用“大栅栏”这个俗称代替了“廊房四条”的本名。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从《乾隆京城全图》中可以看出，廊房四条临街出口比其他三条宽，所以它的栅栏就大，“大”不是出于防护需要，而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必然结果。
从《清实录》可以看到从康熙朝开始，每位皇帝都有对栅栏事宜做出的批示，乾隆三十三年，发生匪徒趁人在胡同里小便时被割断辫子的事件，乾隆皇帝大怒：奸徒如此肆意妄为，栅栏岂不同虚设？弁兵所司何事？而到了同治年间，内忧外患，朝廷应接不暇，栅栏改为由本地居民自行办理，再往后就无人问津了。栅栏从兴起到消亡，实际上是北京从封闭型古都走向开放型城市的见证。
《乾隆京城全图》
该图绘制于乾隆十年至十五年（-），全图拼接后高14米，宽13米，原图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现存已知最早的实测巨幅北京城图。
《乾隆京城全图》该图比例尺约为1：，相当于6.5米见方的地物在图上有1厘米见方的描绘空间，可以说把京城每间房子都表示出来了，即便在今天看来，工程量也是相当大的。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绘制这幅巨型地图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乾隆朝处于清朝鼎盛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顶峰，有足够的人财物力支持城市大型地图的绘制，另一方面，就是乾隆皇帝对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视，他在位时内廷营造慈宁宫、宁寿宫、文渊阁、三山五园、天坛、地坛、雍和宫，外朝修葺街道、沟渠、城墙、城门等，可以说无一不修。总之，没有他对北京城市建设的重视，《京城全图》的测绘工作不可想象，因为官修这种大面幅的地图没有相应的权力和技术作为支撑是不能短时间完工的。该图采用中国平面与西方立面相结合的方法，使全图兼有地图与鸟瞰图的特色。
说到全图，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全图的技术指导意大利人郎世宁，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从小受艺术熏陶学习绘画，后来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当他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那里的人们不信仰耶稣，他决定来中国传教。27岁来到澳门，为了更好的融入中国，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郎世宁，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以艺术家身份召进宫，先后侍奉康雍乾三朝，郎世宁本意是传教，但不被统治者所允许，尤其雍正朝，实行禁教政策，大批传教士被驱逐，但是郎世宁被留用，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宫廷画师的身份，他把西方西方绘画里的透视、阴影等技巧运用到中国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被皇帝所认可。雍正帝任命他为圆明园的设计师，而乾隆朝郎世宁更是受到了极大礼遇，多次陪同乾隆帝出巡，出席各种重大场合，乾隆帝还曾为郎世宁举办七十岁大寿，郎世宁78岁时在北京去世，朝廷追封侍郎衔，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朝廷赏银三百两料理后事。郎世宁为《乾隆京城全图》绘制提供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三角测量法和新式测量仪器，使得《乾隆京城全图》的准确性大大提高。
《乾隆京城全图》绘制完成后，呈送乾隆皇帝御览，看后给了九个字的评语：着好生收贮，不可虫蛀。钦此。从此再无打开，一直保存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中，成为外人无从得知的宫廷秘本，直到年，故宫博物院清理档案时才被发现。年，日本以1：的比例尺影印出版，后故宫博物院1：的比例尺影印出版。
《乾隆京城全图》中东直门附近《乾隆京城全图》不但绘出清代北京城市的布局结构，还展现了很多生活特点，《全图》能辨认出名称寺庙有座，有人曾统计，1.7条胡同就有一座寺庙，反应出当时百姓强烈的祭祀祈祷愿望。祭神与宗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中国人看来没有那么悬殊，甚至没有分别。
北京城寺庙的选址与周边环境有连带关系，如水塘洼地周围多建有龙王庙；灶王庙多与餐饮业有关；火神庙则临近粮仓、店铺集中的地方。寺庙除了是祭祀祈祷的场所，还担负了许多社会功能，如：集市、庙会、食宿、救济、游览、婚丧嫁娶等，在当时神俗交流已经到了浑然不觉的地步。北京今天很多地名还都是以寺庙命名的：隆福寺、雍和宫、真武庙、白云观、老君堂、朝凤庵、安乐禅林等等，有的庙宇都没了，地名还在使用。
《全图》也体现出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和制图思想。只有宫殿、皇家园林、寺庙、官署、王府、敕建祠堂、城门、主要街巷标注了名称，而一些著名的古迹、店铺、戏园、会馆等则无名称标出，成为《全图》的一大缺憾。
《北京平面图》
该图由施莱·迪勒（SchleyDirer）绘制，原图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地图标注了清代北京城耶稣教会的相关建筑。
《北京平面图》
地图采用法德双文注记，内城注记鞑靼城，外城注记中国城。说明绘图者了解清代北京满汉分城而居、分城而治的管理特点。满汉分城始于清军入京，开始是八旗圈地，很多不愿意惹麻烦的汉人就搬到了外城，到了顺治五年（）改为强制搬迁，要求“汉人尽徙南城”，承诺每间房子补偿白银四两。有地者免赋税一年，无地者免丁银一年。迁出汉人，政府给你找空地，盖房子。清初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这个没法计算，需要结合时代背景、物价、购买力等因素，当时正六品官员年俸白银六十两，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图中描绘景物多以教会建筑为主，王府井东堂（葡萄牙耶稣会）、西什库北堂（法国耶稣会）、宣武门南堂（葡萄牙耶稣会），还有城外的马尾沟教堂，明代称滕公栅栏墓地，据传为隆庆年间司礼监太监滕祥的私产，后来逐渐成为埋葬耶稣会士墓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均葬于此，年，北京市委出资人民币10万元购买了除教堂以外的所有建筑，以筹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现在校园内还有60余名传教士的墓碑。
《京城内外首善全图》
该图刊刻于光绪年间，由上海人谈梅庆绘制。原图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善在古代专指京城，现在东西城仍被称作首善之区。该图详细绘制出街道胡同的名称，王公府第略而不记，说明该图出自民间绘者。
地图中外城幅面比实际外城面积要大，因为外城聚集大量百姓，街道复杂，将这些街道走势和名称详细画在地图上，如果幅面太小的话，无法容纳，所以绘图者增大外城区域占比，这样做一是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容易增加地图的销量。地图标注了北京面城墙的长度丈量尺寸。而且城墙走势出现了不规则的弧度和变形，这种如实反映城墙走势的图，说明绘图者已经开始受到了西方制图思想的影响。
乾隆朝以后，清朝的国力由盛转衰，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国力急剧下降，清政府没有力量直接主持地图的测绘工作，这也使得地图绘制在技术层面进入了停滞状态。但是，民间私绘地图却数量大增，民间绘制的地图社会化和商业化特征非常明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时期的很多地图实物才得以流传和保存到今天。（文/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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