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北京在遗产本体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持续有效的工作，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北京模式”。
去年12月，首届明文化论坛在北京十三陵之畔落幕后的第20天，故宫博物院北院正式破土动工。一场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理念余热未退，一次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实践便紧跟了上来。
明十三陵和故宫是北京现有的2处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大运河5处，让目前坐拥7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目最多的城市。
在文化遗产领域，完善保护管理规划体系是个持久命题。大多数专家学者也早已意识到，摸索出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如何‘活化’文化遗产，让其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这一问题。
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如何？近期北京市文物局公开材料显示，近10年来，北京在遗产本体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保护管理机构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持续有效的工作，并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北京模式”。
年6月6日，蓝天白云下的故宫。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王贵彬摄
巡护时发现文物遗迹，预防性保护渗透到更广领域
年深冬，在北京市平谷区的黄松峪长城段，长城保护员韩建光冻得瑟瑟发抖。与往常一样，他要对东坝头长城的九座敌台、四座马面等重点附属设施进行巡查与保护，其长度达米。
当天，韩建光从54号敌台一直往东，在50号圆形敌台附近的一处长城外墙脚，发现了一道大多由红石垒砌成的不连续的墙体。他怀疑该墙体是偏坡。
“偏坡是在边墙外围修建的人造陡坡，目的是为了增加敌人靠近的难度，强化长城的防御能力。”韩建光说，他所在的黄松峪村就是一座由长城关堡演变而成的村落。
韩建光通过长城巡查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了现场照片和位置信息，后来又跟随专家去现场考察。经验证，专家断定此次发现就是长城的附属设施——偏坡。
韩建光在黄松峪东坝头长城进行巡察与保护。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几乎每个长城保护员都配有长城电子巡检仪。他们可以在巡查过程中拍摄、上传发现的险情。此外，有的巡检仪还具备“违法登城告知”功能，若游客执意私自攀登未开放段长城，保护员上报相关信息后，游客将被追责。
韩建光是平谷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在平谷，与他一样的保护员还有40余人。据他介绍，除了日常的巡查、监测外，他们还会配合执法，对长城周边的违法建设等行为实时监控，及时上报相关执法部门。
年，我国正式施行《长城保护条例》。这是国务院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专门性法规。十年后，国家文物局又出台了《长城执法巡查管理办法》和《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对《长城保护条例》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落实。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不长，但在近年来的文物保护进程中，我国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思想观念、管理体系和工作模式。例如，不断推进故宫、周口店、颐和园等遗产地监测预警平台搭建，结合监测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自年起,故宫开始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的系统建设。经过十年探索，诞生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形成了技术实施体系、指标体系、数据管理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为一体的监测系统，其监测技术实施工作也更为精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从技术干预到监测预警风险防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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