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孟潮
总有一些建筑凝聚城市的记忆，总有一些建筑拨动民众的心弦，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绕不开人民大礼堂。
重庆人民大礼堂夜景（引自网络）《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再次证明，伟大建筑的背后必定有伟大建筑师和伟大艺术家在支撑着。
近几天，这一历史现象促使我一直在“大礼堂”的内外游荡和深思。对于“大礼堂”这座伟大的建筑及其首创者伟大的建筑师张家德先生的了解，我是通过陈荣华先生等主编的这部经典才得以深入一些。此前我只知道“大礼堂”是一座不朽的建筑。
当建筑大师陈荣华告知将赠我此书时，我高兴地对他说，应当为这座不朽的建筑立传。而当我见到写字台上这部书时，却被它震住了：难得能编印得这么好！堪称是一部“三不朽”的著作，它做到为伟大的建筑“立传”，为伟大的建筑师“立言”并且“立德”。
说起来，“大礼堂”与我还真是有缘，近30年来我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年我在《弗莱彻建筑史》年英文版第19版中，发现了作为43项之一的“大礼堂”的身影，它以“中国当代建筑43项载入世界史册”为题撰文，这篇登在《中国建设报》上的文章被多家报刊转载。史册上的“大礼堂”英文名字被译为“TheMunicipalAuditorium,Chong-qing(ChongKing)(-)byZhangjia-deisanotherexample”。
十年后的年6月，杨永生先生和我主编的为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大会献礼书———《20世纪中国建筑》出版，有幸载入了重庆大学杨嵩林教授撰写的“西南人民大礼堂”，条目约余字。文章称“西南人民大礼堂洋溢着建筑师对新中国的赞颂、对民族独立的豪情，这就是在建筑艺术领域‘站起来派’的先锋。”此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直面欣赏和体验它的魅力则是又过10多年之后。那天在夕阳余辉中的人民广场上与它会面，我曾兴致勃勃地对同行的《中国市容报》记者说，你们重庆人有这块宝地，这样宝贵的大礼堂建筑，真是有福啊!
第三个十年，从“甲子纪”这本书知晓，继张家德大师之后，已有了有陈荣华、梁鼎森、王良道等知音者和接力者，使“大礼堂”得以永葆青春，广场建筑群的环境质量、生态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就更感到欣慰。后继者们保存、保护和发展建筑文化遗产的智慧和经验确实很值得同行们学习借鉴。
如陈荣华先生对“大礼堂”建筑艺术水平的评论就十分精彩和到位。
陈先生强调，古人云：“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我们要继承与发扬的主要不是“器”，而是“道”。在我们将大礼堂作为国家重点文物倍加珍惜和保护的同时，探索其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包括设计思想、原则和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大礼堂所蕴含的人民至上的建筑思想、文化自觉和创新意识以及因地制宜、技术革新、节俭办事、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对待传统有所扬弃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弘扬的建筑传统和精神财富。
这里陈先生把如何对待物质性建筑遗产与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关系和重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只看到保护物质性的一面。
陈先生就广场环境和大礼堂建筑群整体评论说：从三峡博物馆前广场可以看到大礼堂全景，高大伟岸，气势恢宏，却又与环境和谐相处，是“规划、建筑、景观”三位一体之杰作。
人民建筑师张家德更让我感动的是，39岁已才华横溢的建筑大师张家德-年的情况。关于此三年中张大师全身心投入在“大礼堂”设计施工现场的记载，以及对其家境的真实写照：“家住一间房，七八个孩子没人照看，只有半锅洋芋是慈父主人的安排，是担心怕孩子饿着的证据。”实在有些太亏待我们可敬的建筑前辈了。
《甲子纪》书中提到“大礼堂”曾载入19版《弗莱彻建筑史》之事，为此，我特意查阅了年问世的第20版《弗莱彻建筑史》（英文版）是如何讲述“大礼堂”的。说起来让人扫兴，在第20版中，“大礼堂”的排序由前一版的第二名掉到第五名，前四名依次为北京友谊宾馆（年，张镈设计）、北京亚非大学生疗养院（年，张镈设计）、北京三里河计委办公楼（年，张开济设计）、北京地安门旅馆（年，陈登鳌设计），第五名是重庆市市政大会堂（-年，张家德设计）。
更让人难平的是，对“大礼堂”的两句解说词：“该会堂的立面中央部分是复制的故宫主入口的天安门，其后面中央的3层重檐钢构架攒尖圆顶象北京天坛祈年殿那样高高在上。”这不是在指责“山寨版设计”吗？60年过去了，把这种对“大礼堂”的误读应该纠正了！
张家德手绘应征方案效果图让我们听听张家德先生当年介绍自己设计方案的话语吧（见书第14页）：我的构思是集北京故宫和皇家建筑之大成，但采取了全新的构图法则。进厅的顶部参考了天安门的形式，而大礼堂的屋顶上面则以天坛是三重攒尖宝顶作为“皇冠”，南北两翼配上柱廊式的长楼，并以不同形式的楼阁加以分割和收尾，具有故宫午门的架式。这种造型比St.Peter（圣彼得大教堂）或St.Paul（圣保罗大教堂）还要壮观，用超越古代皇宫的建筑作为“当今天子”——人民大众“共商国是”的殿堂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它坐落在马鞍山上，俯视则虎踞龙盘，仰视则巍然屹立，显示出革命胜利后人民政权的轩昂气宇。他还说（见书23页），我要把中国的天坛大圆顶放在半圆球体的钢架结构上，来个洋为中用，中洋结合！上个世纪能说出这种观点的人屈指可数，不能不让人钦佩。这些话理应刻在张家德先生的雕像下面以正视听。
实施方案立面图在如上思想指导下“大礼堂”设计才会有今天的面貌。
实施方案平面图-年的新中国，属它面世最早，建成得也比较完美。我认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纲》（龚德顺、邹德侬、窦以德主编）前面彩色版“大礼堂”的排序，仅次于中山陵（南京-年吕彦直设计）、中山纪念堂（广州-年吕彦直设计），把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排在第三名，这才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中国现代建筑历史上应有的位置。
我感觉，大礼堂正面呈山字形，主次分明又浑然一体。不仅有“高大伟岸、气势恢宏、令人震撼”的效果，而且崇高中有亲切、热烈；两翼如伸出的双臂欢迎来者，加之主入口的垂花门似长久地张灯结彩，夹道欢迎大礼堂的主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领导……它有着天坛般伟岸和恢宏，但并不冷漠与高高在上，以红绿的暖色和补色为主，富丽高雅，大量横向贯通的水平廊道、栏杆，使其具有平和、坦然、自在之态。山字形的立面构图，如同大家书法，遒劲有力，抑扬顿挫，无懈可击。
此次在神游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疵，与陈荣华大师交流后他有同感，也就将年5月15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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