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件事有梦自年轻青瞳视角

刘胜利和自己的作品刘胜利在创作中刘胜利和自己的作品刘胜利作品刘胜利作品因为一个来得并不算早的梦想，中国后来有了一位在瓷板上用高温色釉绘画的大师，他身后留下的几百块高温色釉瓷板画作品，矗立起了一座艺术和技术的高峰。“我要去弄陶瓷了”王志文应该没有想到，年播出的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中，一组自己扮演的剧中人，因亲手做的陶瓷作品被烧坏，将其摔得粉碎的镜头，竟然影响了一个人的后半生。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他，做出了一个周围人无不认为异想天开的决定——我要去做陶瓷了。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来得并不算早的梦想，中国后来有了一位在瓷板上用高温色釉绘画的大师，他身后留下的几百块高温色釉瓷板画作品，矗立起了一座艺术和技术的高峰。刘胜利，年出生。和他那代人一样，当过兵做过工，进过机关下过海。在广州空军当兵时，他是文艺骨干，爱画画儿，还在业余演出队里拉大提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国家机关给某位领导当秘书的他，尽管有着不错的上升前景，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想要的活法”下了海。他曾去过当时炙手可热的四通公司，最终决定自己干点什么。刘胜利和当时下海的北京人差不多，开过歌厅、弄过餐馆……还曾因别人停他经营场所的电把管事儿的打了，大年初一还关在派出所里。最后，他们经营的旅社，开始稳定地赚钱。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把旅店交给了家里人，自己要去弄陶瓷了。一开始刘胜利是学着做各种陶瓷器型。在北京，一个外行人干起来困难重重。陶土、釉料、窑炉等等都要从景德镇购进。他还通过女儿同学的同学，找了位当时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的学生当老师。最初的工作室设在现在的朝阳公园，随着城市建设和环保的要求，刘胜利的工作室一搬再搬，每一次都要大大地折腾一番。最终，刘胜利跑到了怀柔的一个小山村里。刘胜利做的陶瓷器型不拘一格，甚至有些古灵精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高温釉料有了接触，这对他后来的作品帮助很大。在一次小型陶瓷展览上，刘胜利结识了中国陶瓷界颇有名望的张守智老师和他的爱人吕晓庄，两位老师都在当时的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任教，其中吕老师又是专门研究釉料教学的。刘胜利将自己遇到的种种问题向两位老师请教，两位老师也很喜欢刘胜利的作品，他们和刘胜利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他们感受到了刘胜利的真诚与执着。59岁，开始“景漂”生活依笔者之见，刘胜利人生真正的转折应该是年，那一年他59岁。刘胜利在北京画院看到了台湾陶瓷界的前辈孙超的瓷板画作品，作品用了一种结晶釉的工艺，使作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刘胜利对同去的人说，我回去要攻色釉瓷板画，而且我要比他做得更好。高温色釉瓷板画，不接触的人往往弄不清它的概念。温度对于陶瓷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陶与瓷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烧成温度，陶多为℃以下，瓷则要烧到℃以上。瓷板画也可分两大类，通俗说，一种是画在瓷板上的，一种是画在泥坯上的。我们最多见的是用不耐高温的化学颜料画在已经烧好的瓷板上，再经低温烧制将颜色固定在瓷板上。高温色釉画则是直接在泥坯上用高温釉料作画，然后烧到℃以上，同时成瓷成画。而最重要的是，用低温颜料作画，和其他绘画相似，颜色效果是直接看得到的，烧制后基本没有变化；而高温色釉画则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高温色釉是在釉料中加入不同金属氧化物的着色剂，原始材料是各种各样的灰色粉末。高温色釉作品在烧制前，外行人在板面上只是看到灰蒙蒙的一片，而在高温下，这些色釉便会融化，蒸腾流淌，发生各种各样的窑变。作品出窑时，已是色彩斑斓，气象万千。当然，高温色釉作品制作的难度会更大，成功率也更低。刘胜利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他再次跟家里要钱，这需要更多的投入。刘胜利花了一万多块钱从景德镇买了一批速烧过的瓷板坯料，没想到到北京时坯板几乎全部碎掉。刘胜利决定离开北京，到景德镇去。景德镇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千年瓷都，窑火不熄。在这里，似乎没有“失业问题”，你只要愿意，家家户户都可以变成前店后场的作坊。旅游者可以随时坐下来，在瓷板或瓷瓶上作画写字，刚写好，就会有人过来为你提供烧制和邮寄一条龙服务。在景德镇有一个特殊的人群，人们叫他们为“景漂”，他们不是画两个瓶子就走的人，他们来景德镇之前，大多已是艺术家，他们常住景德镇的目的只有一个：在这块最适合陶瓷艺术创作的地方，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在人们退休的年龄，刘胜利开始了“景漂”的生活。在景德镇租下房子、购买材料、定制窑炉、装修展室……高温釉料历来多用于陶瓷器皿的表面装饰和保护,近些年才开始被用来创作瓷板画。刘胜利对釉料似乎情有独钟。他完全自己调配釉料，一遍遍地试烧效果。他的学生谭冬梅经常看见他拿着一块试烧的瓷板，一看就是半个钟头。每次作品出窑，他都会翻来覆去地看，对照此前的设计与构思，看看实现了多少。当然，他也会记住“意外的惊喜”。在谭冬梅眼里，刘老师是个极其追求完美的人，也许正因为此，自己才会经常被刘老师骂哭。哭不哭在刘胜利眼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明白没明白错在哪里，下次决不能再错。刘胜利自己也是不会放过一个细节，他知道，无论在配料、绘制还是烧制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烧出一堆废品。高温色釉作品往往是“遗憾的艺术”。有时刘胜利会选择一些“难以割舍”的进行“二度创作”——复烧。他认真构思后，会打磨掉一些地方，重新施釉作画。这其实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复烧后，也许带来惊喜，也许带来幻灭。“我快干不动了，得抓紧时间”笔者与刘胜利相识于年夏。当时作为“景德镇文化特约推广单位”北京天坛艺术馆的代表，笔者带着一个组在景德镇进行考察，准备策划在北京搞一个“首届高温色釉瓷板画展”。我们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景德镇最优秀的做高温色釉作品的画家。我们之所以对这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感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高温色釉瓷板画放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景德镇长期以来的瓷板画，基本上是在已经烧好的瓷板上用低温颜料作画，模仿国画或油画等画种的绘画效果。这种瓷板画从艺术角度，并不被美术界所认可，不承认这是一种独立的画种。而年轻的高温色釉瓷板画，则有可能以它独有的材料、独有的绘画技艺和独有的艺术效果，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种。而这一画种又将极具中国特色。不过，即使在景德镇，真正拿得出好的高温色釉艺术作品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有人向我们推荐了刘胜利。刘胜利的工作室在建国瓷厂内，上下两层，挂满了他创作的高温色釉瓷板画。他的作品大气磅礴，令人震撼。他的作品尺幅一般都比较大，蓝紫色调居多，画面多为宇宙空间和自然景象，釉料生成效果变化多端，却有独到之处。不过遗憾的是，对于好的高温色釉作品，文字和图片都是苍白的，只有直面它的时候，才会感受深切。而刘胜利真正的“工作室”在一个平房院子里。室内有一个巨大的窑炉，热气扑面。一排排木板搭建的台子上，铺满了未画或画好的泥坯。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装釉料的桶和瓶子，走进去鞋子上会沾满浮土。刘胜利光着膀子光着头，吹着笨重的电扇，在调各种釉料或用笔和刷子作画。他的助手谭冬梅告诉我，这还不是最累的时候。由于两个男助手先后离去，每到装窑和出窑的日子，她和刘老师都会累得筋疲力竭。他们每周会工作六天甚至七天，刘胜利回京休假的二十多天里，医院“拜访”。和“北京爷们儿”喜欢“北京瘫”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刘胜利在景德镇当起了拼命三郎。他跟我说：“我快干不动了，得抓紧时间”。和景德镇其他优秀的高温色釉艺术家比，刘胜利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即他是从配料、绘制到烧制，全程由自己把控和操作完成的。他在每一个环节探索材料的特性，调动陶瓷的本体语言，寻找最佳艺术效果。在一次刘胜利作品展览上，笔者曾与张守智和吕晓庄老师聊天，他们讲到刘胜利对釉料研究下的功夫很大，从作品可以看出，用得非常好，烧出的颜色也格外漂亮。一位景德镇做高温色釉的画工也跟我说，刘胜利的作品跟其他人有所不同。他的釉料用得大胆，有的地方用得很厚，并会加入结晶物质，形成各种特殊效果。有的地方晶莹剔透，有的地方色泽透亮，有的地方粗糙拙朴。而这些都使烧制更难，很容易烧残烧裂，必须对烧制环节有非常好的把控能力。笔者曾注意到，刘胜利的作品大多都没有起名字。和他聊起这是为什么，他说，其实他心里是有个想法的，或者是有个名字的。但他希望看到作品的人，都有更多想象的空间，不要一下被他的名字束缚住。如果有人购买了他的画儿，他非常希望购买者自己起一个名字。他也喜欢把他的作品发给朋友，让他们起个名字，看看和自己心里想的是否接近。刘胜利被评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的作品在一些展览上相继获奖。对于作品是否获奖，刘胜利是“既在乎又不在乎”。谭冬梅说，刘胜利的内心很强大，他会埋着头按自己的想法做下去，他不会太在意别人的说法。不过一些重要的展览或评比他也会让助手送选，他希望看到一种客观的评价。年12月，刘胜利在北京主办了大型的作品展。熟悉他的人会感到，他的作品更加炉火纯青，可以想见的是他所付出的辛劳。谭冬梅说，他们最紧张的那段，都是一个星期就烧一窑。展览后笔者与刘胜利有过一次深聊，共同探讨的是如何吸收当代艺术的理念，让高温色釉瓷板画具有世界语言。刘胜利说，其实他有好多想法，还没来得及去做。这实在让人期待。“不干这一行我会死得更早”年3月，刘胜利在北京被确诊为神经内分泌癌。医生向家属询问了他的职业，说也许和过度劳累与大量吸入粉尘有关。刘胜利则对家属说：“我觉得不干这一行我会死得更早”。他遥控了景德镇工作室的搬迁。谭冬梅说，新的工作室房间更大、设备更好，而且被她们收拾得整齐干净，就等着刘老师回来。家里人给刘胜利安排了出国旅游，可是出了国他只是呆在宾馆，心里依然盘算着景德镇的事。他做了手术和化疗。他从来没有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嘱托任何身后之事，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过几天我好点儿了就去景德镇”。第八次化疗之后，刘胜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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